世界上究竟是谁发明了种稻？这个问题至少学术上已经争论了100多年。上一个世纪，有些外国学者以为种稻的发明权应归于印度人，也有的专家从稻的语音考源，认为早的种稻人为印度支那的泰国或越南人［1］。以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出名的日本学者?田统，他70年代出版的专著中，也认为中国稻是由东南亚顺海岸传过来的［2］。
但是，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遗址的发现，使这些推断和设想都令人怀疑了。那里出土的稻谷，使中外学者不得不重下结论，早的种稻人，应是中国长江中下游的原始居民。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被认为是我国史前考古近几十年来的一大奇迹。这是距今7000年前的一处原始人居住的遗址。这遗址中，发现了当时人的住宅和水井遗迹，大量的陶器和石制骨制工具。而引人注目的是，大批稻谷和米粒。据考古学家叙述，那儿地层中的秕谷、谷壳、谷粒和稻根、稻秆堆积的遗物，
厚度平均达40―50厘米，计算稻谷总量当120吨
以上。几乎当时人居住的建筑遗迹里，到处都有稻谷存。不少原始居民炊煮用的釜底，也有不少残留的米粒锅巴。有些水稻遗物，色泽鲜黄，外形清晰完好。［3］这些丰富遗存，完全证明了早7000年前，我国长江下游的原始居民，已经完全掌握了水稻的种植技术，他们已经把稻米作为主要食粮。
我国考古学家和农学史专家作了科学的分析比较，认为河姆渡稻谷，不仅是我国发现时间早的稻谷，而且也是“世界上古老的人工栽培稻”。［4］这一稻谷，比曾被誉为“世界上古老的稻谷”──泰国奴奴克塔遗址出土的稻谷，还要早几百年。
除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稻谷外，近30年来，我国南方还有多处古稻谷的发现，如江苏吴兴的钱三漾、吴县草鞋山、上海青浦崧泽、云南元谋和广东曲江马坝等地原始遗址，都有古代的栽培稻谷出土，共约二、三十处之多。据测定，其中距今6000年以上者，即达3处。我国考古学家严文明，汇总了上述所有资料，写出了《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放入书架一文，指出：“把迄今获得的考古资料按照时间先后进行排比，早的水稻仅限于杭州湾和长江三角洲近海一侧，然后像波浪一样，逐级地扩充到长江中游，江淮平原，长江上游和黄河中下游，后完成了今天水稻分布的格局。这就清楚地说明了长江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仍是我国栽培稻起源的一个重要中心”。［5］
我国人民早种植水稻，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水稻我国推广不久，很快就传到了东亚近邻一些国家：大约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交，我国水稻北传朝鲜，南传越南。2000年前的汉代，中国粳稻东传日本［6］，随后又传到菲律宾。公元5世纪，水稻经伊朗传到西亚，然后经非洲传到欧洲。大陆发现后再由非洲传到美洲以至全世界。［7］
1988年秋，湖南省的考古工作者澧县彭头山遗址发掘中见到了水稻遗存。它不仅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早证据，也是现阶段世界上早的稻作资料之一。毫无疑问，这里的发现对于稻作农业发生与发展的研究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彭头山文化的稻作农业与经济生活
彭头山文化是近年发现的一支石器早期文化。已正式发掘过的遗址有湖南澧县彭头山[1]、湖北宜都城背溪[2]、枝城北[3]等。
经14测定，彭头山遗址陶片碳素年代距今9100±120，8200±120年)。由于陶片中碳素来源问题尚未弄清楚，以上数据目前只能作为参考，并不完全反映遗址的真实年代。根据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的谱系序列，以及关于现阶段中国境内距今7千年以前的石器遗存的专门研究，彭头山文化属于石器时代早期可以确认。其相对年代，长江中游地区，早于大溪文化以前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早于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的早期遗存；黄河流域，这支文化早于或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此外，它的许多文化特征与华南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遗存相近。
目前，这支文化集中分布洞庭湖西北与鄂西长江干流沿岸。这里原先的自然地貌是山区与湖沼盆地间的低山丘陵区，属于典型的山前地带。由于泥沙淤积、湖沼平原扩大，遗址现代位置已是平原中的小土岗丘，周围地形平坦开阔。
关于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1983年冬，笔者调查并发现枝城北遗址时，曾采集到的陶片中观察到碳化稻壳。1988年秋，主持发掘澧县彭头山遗址时，又出土的器物及红烧土块中再次观察到同样的遗存。由于这些稻壳陶器制作过程中已被挤压变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故目前有关专家们还不能有把握地鉴定其种属。不过，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理由，上述发现应当属于人类稻作农业的证据。也就是说，从农业起源的角度，它们都应是早期型态的栽培稻。
第一、彭头山遗址本身是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定居聚落，而且周围较平坦开阔的地形及自然环境也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彭头山文化中，碳化稻壳的发现并不仅限于某一孤立地点，而是形成了实际的分布区域。
第三，通过彭头山遗址陶片的显微观察，其陶胎中夹有大量稻壳。这说明它们并非是制陶过程中偶然混人的杂物，而是有意识地将稻壳作为主要掺合料之一。
第四，即使今后的鉴定确认彭头山等遗址的稻谷有某些接近或属于野生稻谷的特点，那也难以排除它们属于人工栽培稻的事实。我国河姆渡所见稻作农业的规模及其成熟性均强烈地暗示，它之前，至少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已经历了较长历史过程。
正因此，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证实，长江中游地区，人类稻作农业的历史完全能上溯到石器时代早期。
经初步整理，彭头山时期的生产工具由三部分组成：大型打制石器，细小打制燧石器，磨制石器，并以打制石器占绝对多数。其中，大型打制石器制作粗糙，无固定型状，作用多系砍砸。细小燧石器亦缺少正规样式，根据部分器物刃部的显微观察，其作用当以切割、刮削为主。这里，磨制工具不仅数量极少，且种类单纯、个体偏小，只见有一种既可谓之斧又可谓之锛的样式，长约7―8，宽约4，双面刃。值得注意的是，与磨制工具形成鲜明对比，磨制装饰品却数量多，磨制精细，型态规整，并有多种类别，有的还有一面或两面对穿而成的孔。此外，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中，也只是磨制装饰品与陶器，未出任何生产工具。以上这些现象说明，磨制石器作为一种工艺，当时已经成熟。但是，主要作用方向不工具而装饰品。正因此，人类的价值观念中，工具尚不能同装饰品和陶器相与为伍。显然，这是以支配自然为特征的生产性经济尚处初期阶段的真实写照。彰头山文化中，以往的发掘还出土有水牛的完整头骨。估计石
器早期，水牛也已成为家畜种类之一。
综合考察彭头山文化生产工具的构成，以及稻作、家畜饲养遗存的发现，可以初步获得这样的印象：彭头山文化的经济生活以采集、渔猎为主，兼有水稻种植与家畜饲养，但规模有限。
二、关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关于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很久以来就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并有“印度说”、“云南说”、“东南亚说”等多种不同主张，这些主张的共同缺憾是对考古资料重视不够。自70年代中期以来，因河姆渡等距今7千年以前的稻作遗存的发现，国内学术界“长江流域说”的主张日益占居主导地位，其中有倾向性的认识是“长江下游”说。管考古资料的重要性不断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囿于这种资料本身的局限，例如缺少精确纪年，发现鲜资料有明显的偶然性，以及因鉴定分析手段落后，许多宝贵信息失之交臂，等等。事实证明，考古资料的积累虽然能不断地推动认识前进，但缺少认识能力本身的提高或理论的发展，要引导研究走向深入也很艰难。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问题，可以说，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讨论，目前已不仅仅是资料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